李一元继续写道：“《刑律&183;诈伪》中”伪造印信、历日、宝钞&39;等条，可惩处伪造官方凭证、扰乱金融秩序之罪。 “

尤其”伪造宝钞“之罪，与此类伪造”官方特许“、”内幕消息“欺骗民众购买空头股票券契的行为，在淆乱视听、动摇信用根基上何其相似！

量刑可参照此等重罪，视情节轻重予以降等或比附。

接下来就是确定犯罪行为的范围。

任何一条法律，必须要准确的框定罪犯的范围，这样执法者才能有法可依。

所以这条法条，必须清晰界定此种新型犯罪。

李一元又写道：“凡以虚构朝廷特许、捏造海外利源、假托内幕消息等诈术，印制、贩卖所谓”股票&39;、“股券&39;、”拓殖凭证&39;等无实契之空券，诱使良善出资购股，意图骗取钱财物者，即为“伪券诈财&39;之罪。 “

然后就是罪责了。

这类经济犯罪，主犯都是做局的人，他们是最需要严惩的。

一个骗局也不是几个主犯就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的，必然也有一批骨干煽动，他们是一般都是明知道是骗局却还加入，就为了从中渔利，将身边亲友坑下水。

所以这一类人，必须要严惩。

“主谋、印制者、首要煽动者，视同伪造及诈欺主犯，罪加一等。”

接下来，就是要体现律法的“温情”了。

当然，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律法的“温情”，更重要的是司法力量是有限的，如果什么都要抓，那执法人员就会压力太大。

人人都抓，就等于人人都不抓。

所以李一元又补上一条：

“区分首从，罚当其罪。”

儒家讲求“刑罚世轻世重”、“罚当其罪”。

所以对于受雇散布消息、不明就里参与售卖的小角色，可依“为从”论处，但需强制其退赃或罚役。 购股之小民，虽愚昧贪利，然实为受害者，新法当明确其有告发免罪或减罪及追偿之权，体现朝廷“仁恕”之道，避免苛责无知百姓。

这些写完，一气嗬成，然后就是如何执法的问题了。

李一元想到的还是治安司。

案件是治安司发现的，这类案件扎根于市井，调查起来也需要治安司的力量。

李一元再次提笔：

“凡市面流通之此类券契，治安司有权查验其发行凭据、官府批文真伪。 无实据而贩售者，治安司可即行查封铺面，拘押人犯，封存赃款赃物，并速报有司审理。 “

这解决了沐昌佑面临的”无法可依、无权处置“的窘境。

最后就是先礼后兵了。

“此法自颁布之日施行。 此前所发伪券，限一月内由发行者自行清退钱款，向治安司具结悔过，可酌情减等论处。 逾期不退、继续行骗者，依新法严惩不贷！ “

同时要求各地衙门、巡检司、治安司张榜公布新法，务必使”伪券之害，家喻户晓; 朝廷之法，妇孺皆知“，以儒家”明刑弼教“之理，达到震慑与教化并举之效。

一份题为《惩处伪券诈财疏》的奏疏就写完。

写完之后，李一元又敲开隔壁徐叔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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