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么多人，折役银收起来还要一乡一乡的跑，如今只要让工厂缴纳就行了。”

于慎行了然。

他离开户房，在茶楼独自坐了片刻。

吴县这一套，看似绕，实则环环相扣。

既落实了“一条鞭法”折役为银的精神，又顾及了本地工商实情。雇工、坊主、县衙，三方皆得保全。他当即写密信，连夜发往京师。

五日后，信到苏泽手中。

苏泽在值房里读完，沉默了许久。

蔡言这一手，确实巧妙。

将雇工的役银责任转移给坊主，再以税收抵扣补偿坊主。

表面是“代缴”，实质是“税负转移”。

但效果是好的：雇工免役，坊主负担未增，役银足额征收。

他推开账册，走到窗边。

窗外是京师街市，人流熙攘。挑担的、推车的、开铺的，皆在忙碌。

一条鞭法，本意是简化赋役，减轻农民负担。

但吴县的实践，揭示出另一条路，在工商发达之地，役银可转化为一种“用工成本”，由雇主承担，再通过税收杠杆调节。

这不单单是征税技巧。

这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，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时，朝廷与百姓之间的“责任”与“义务”，该如何重新界定？

农民有田，故以粮、役报效朝廷。

工人无田，受雇于坊主，其“役”的责任，是否应随雇佣关系转移？

蔡言的做法，实际上默认了“雇佣关系”对传统个人义务的承接。

而税收抵扣，则是朝廷对雇主履行这份“社会责任”的补偿与激励。

苏泽坐下，重新铺纸。

他写下“雇工役银转移”六字，又在旁注“税收抵扣”。

接着，他画了一个三角：

顶点是“朝廷”，左下是“雇工”，右下是“雇主”。

雇工对朝廷有役的义务，但通过雇佣关系，将义务转移给雇主。

雇主履行义务后，朝廷通过税收优惠给予补偿。

三角平衡，三方皆安。

但这平衡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可能：

既然雇主的“代役银”可被视为一种对雇工的“社会保障”（免役即是保障），那么朝廷通过税收激励雇主承担此类义务，是否可推广至其他领域？

比如，雇工伤病，雇主是否应承担部分救治之责？

若朝廷以税赋优惠，鼓励雇主为雇工提供此类保障，是否可行？

苏泽笔尖顿住。

他想起了原时空的“五险一金”。

那正是通过立法，强制雇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障费用。

大明如今当然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。

但吴县的实践，提供了一个雏形，利用税收工具，引导雇主承担部分社会义务。

一条鞭法，或可不止是“役折银”。

在工商发达地区，它或可化为一个框架，将百姓对朝廷的部分义务，转化为雇主对雇员的保障责任，朝廷则以税收减免作为回报。

如此，朝廷减轻了直接救济压力，雇主获得了稳定用工，雇工得到了基本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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