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小乡绅或富户，虽也算乡贤体系的边缘，但新技术冲击下他们破产。

但是掌握土地的大乡贤，也就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，却并不会救助这些「工贾末业」，反而可能趁机吞并其资产。

因为对于这些乡贤来说，地租和高利贷才是他们最简单的盈利方式，乡贤本身治理乡村也就是靠这种方式，他们依靠宗族和帮闲来实行统治，也只能从事出租和放贷这种简单的模式，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投入到新的工商业中。

这种乡贤体系不仅抑制产业发展，对实学体系也十分排斥。

乡贤的权力合法性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举功名。

乡村私塾、族学的教育内容紧紧围绕科举，不会教授任何可能动摇「耕读传家」根本的工商知识。

这一点，就在苏泽推广小学后，依然难以瓦解。

这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

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于实学，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争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。

苏泽设计的小学，可以参加吏科试成为吏员，但是想要当官还是要科举，这样一来小学对于当地精英反而缺乏吸引力。

最后就是乡贤的保守性，也抑制了商业流通。

乡贤治理本质上是地域性的。

他们维护本地利益，对外来商品和资本本能抵制。四川官员最初抗拒开征商税，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保护本地乡贤控制的传统产业免受外来竞争。

即便朝廷强行推动，他们也会在执行中阳奉阴违。

而最让苏泽不满的，是乡贤体系对于劳动力的束缚。

佃农和自耕农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，承受高额地租和盘剥，没有余财和动力去尝试新的生产模式，也缺乏接受新技能培训的渠道。

即便有失地农民，也往往沦为流民或贱业从业者，无法有效转化为新产业的工人。

社会剩余财富主要被乡贤用于购置土地、放高利贷或奢侈消费，而非投资于技术改良和工商扩张。

苏泽也一直在思考，如何打破顽固的乡贤乡土体系。

苏泽在京师的办法，就是设置联防队，设置基层的法庭，将治安权和司法权，从乡贤手里夺回来。

再通过大型工厂，吸引农村劳动力，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。

这套办法，在京师执行得很好。

原因也很简单，京师是大明的政治中心，财力和行政权力近乎无限。

而且主导京畿乡村秩序的，也不是什么乡贤，而是京师的勋贵外戚。

这些人在皇帝和科道官员的监督下，也不敢反对朝廷的改革，所以京畿地区的乡贤没有形成问题。

江南地区的乡贤势力很庞大，但是如今江南地区也有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。

而且江南从李春芳内阁开始，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点照顾，派往江南的官员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官员。

靠着江南原本积累的庞大城市人口，以及徐阶案件对于江南乡贤的打压，江南的工商业也十分的繁荣，甚至和京畿地区开始了产业竞争。

而东南沿海地区，这些地区原本就有贸易的传统，也有追逐利润的野心，而且福建等地区土地资源有限，保守的土地乡贤也不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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