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再也无法威胁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了。

这不是清代草原治理有多好，单纯就是从明代中期以来，北方环境的持续恶化，草原已经养不起争霸的人口了，最终只能沦为中原王朝的附庸。

当草场因干旱萎缩，当贸易路线被掐断，再公正的会议也无法变出粮食和铁器。

坐在帐篷里讨论谁该分多少牛羊，改变不了整体匮乏的现实。

大明手中掌握的，正是草原最缺的外部资源。

粮食、布匹、铁器、茶叶，乃至对贸易路线的控制权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筹码。

通过朝贡贸易和边境互市，大明可以精准地调节流向草原的物资。支持谁，限制谁，给予多少，都在京师的计算之中。

忽里台大会的「民主」表象下，本质仍是实力的较量。

这时候，各部首领的投票意向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从大明得到多少支持。

而且这种部落民主大会开得越多，其无力感就越暴露。

底层牧民不会关心汗位由谁继承，他们关心的是粮食和牲畜，关心的是能不能熬过白灾。

当大会一次次召开，决议一次次做出，而他们的生活依旧艰难时，上层贵族们冠冕堂皇的辩论就显得格外空洞和虚伪。

这样的忽里台大会，注定无法再出现一名草原雄主，所有部落都会陷入到一场「民主」泥潭中。

蛋糕就这么大，讨论怎么分都显得毫无意义，下层牧民对上层草原贵族的失望，最终结果就是部落逐渐解体。

所以如今的大明，只要手里捏着海量的资源，草原很快就会意识到，继续跟着部落头人是没有出路的，只有整个草原归顺大明，草原才有未来。

这也是苏泽穿越前，那个共和国解决草原问题的思路。

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
等到草原彻底归顺，那忽里台大会倒是可以保留下来，成为一个反应草原诉求呼声，协调处理草原事务的机构。

说不定等到几百年后，历史学者们反而会将后世草原的安稳生活，归咎于忽里台大会制度了。

放下了沈一贯的信，苏泽又拿起了另外一封信。

这是前任秀荣马场群牧使，现任河西马场群牧监的王三，写给苏泽的来信。

王三原本是养象所的锦衣卫，因为有养马的才能，被苏泽推荐到秀荣马场。

这半年来，秀荣马场成效显著，马群规模扩大，大明在山西的战马实现了部分自给。

因为这份功劳，王三从秀荣马场群牧使升迁，来到河西走廊，担任群牧监，负责整个河西走廊地区的马场。

河西是养马的好地方。

河西养马的历史，可追溯至西汉。武帝为抗击匈奴，在河西走廊设立官营牧苑，引进西域良马改良品种。此地水草丰美，成为汉帝国最重要的军马基地。

唐代延续了这一传统。陇右监牧规模宏大，养马数十万匹，支撑了盛唐骑兵的辉煌。

《新唐书》记载，贞观至麟德年间，「马蕃息及七十万匹」，河西马场贡献卓着。

宋代虽失去河西，但对河西战马评价极高。《武经总要》称「河西马最健」，视为优质战马代名词。这从侧面印证了其历史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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