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民自治。

第三部分是核心问题，钱到不了村里。

他写道，京师的钱庄里躺着几百万银元的闲置资金，每天都在空转吃利息；而河头庄的农民想买一头耕牛都贷不到钱。

不是农民没有信用，而是金融体系没有向下延伸的能力。

他还指出了更深层的问题。田骨归公之后，土地的经营方式没有发生变化，每户还是种自己的田，收自己的粮，只是交租的对象从地主变成了村公所。

如果不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，村公所在村土地上发挥不了作用。

问题和机会是并存的。

村公所控制了村里的土地所有权，理论上拥有了规模经营的可能性。

如果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，搞经济作物、搞农产品加工、搞村办作坊，那农民就不只是种地的佃户了，而是村办企业的参与者。

范宽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了内阁。

内阁觉得这份报告很有价值，又让中书门下五房抄送京师各大衙门，并要求各衙门可以上书，讨论村公所进一步改革的事情。

目光自然集中到了吏部。

村公所乃是苏泽所倡，又是他的弟子孙文启在推动，众人也想要看看，苏侍郎能拿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法。

果不其然，苏泽连上了两份奏疏。

第一份奏疏，是解决农村融资问题的，他的方案是四川农村建设学派的信用合作社方案，朝廷可以帮助村公所成立信用社，然后以朝廷的信用担保，允许信用社向钱庄票号借钱。

只不过信用社所借的钱款去向，需要接受村公所的监督，并且只能用于本村的事务。

这个问题何心隐在四川已经有了实践，在张元忭整理的汇报中也提及了具体的操作方法，内阁自然很快票拟同意了奏疏。

但是下一份奏疏，就比较敏感了。

苏泽第二份奏疏，是有关土地权属的问题。

苏泽提出，京师早期的官办工厂，土地都是官府的官田，或者皇家的土地，所以工厂在土地使用上没有问题。

因为都是官办或者皇家土地，相关的田税都是象征性的。

后来地方上的工厂，很多也都是拨付官田来建造的，也一样没有太大的问题。

但是民办工厂现在多了起来，就产生了问题。

首先，工厂主更愿意购买官田，因为官田的产权明晰，没有土地权属纠纷。

但是官田的数量是有限的，而且很多官田还有承担地方财政的职责，不能随意变卖。

这也造成了很多地方，想要开工厂却没土地的问题。

那就只能购买农田了。

农田的产权复杂，搞定了产权问题之后，又有新的问题。

工厂主购买农田，还需要承担农田的田税和相关的折役银。

苏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，因为官办工厂不需要缴纳这些。

苏泽的意见是，对于已经成立村公所的村子，允许他们将一部分土地转化为工业用地，报批之后，就不需要再征收田税和相关税收了。

这份奏疏送到内阁，果然遇到了阻力。

阻力来自户部和都察院。

户部的理由是：农田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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