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一个机会，一个带头的机会。

苏泽首先回顾阁臣入阁当众立「三约」的先例，指出此举有助于明确责任、接受监督0

随即笔锋一转，阐明自身处境：「臣今蒙恩简拔，权知吏部尚书。然尚书非阁臣，无入阁三约」之制。臣虽不敢僭越立约，然为表履职之诚、受察之心，敢效前贤，立军令状」于君民之前。」

之所以是「状」，而不是「约」，这是为了和阁臣入阁区分，此外就是苏泽这份奏疏最重要的部分了。

大明政治，有一个顽疾，就是阁部之争。

这是内阁这个机构设立之初就埋下的根子，也是权力运行的必然结果。

原时空，苏泽这几个好弟兄，申时行、沈一贯都是当了阁老的。

他们也都被当时的六部大臣折磨得不要不要的。

是他们能力和威望不够吗？

这方时空，苏泽几次增加阁臣权力，设立中书门下五房辅助内阁执行政令，用考成法将考核科道官员的权力抓到内阁手里。

而且本届内阁重臣们手腕强威望足，死死压住了六部九卿。

但是日后呢？

内阁在不断扩权，六部九卿衙门同样也在扩权。

比如沈一贯的鸿胪寺，如今已经有了外交部门的雏形，日后随着大明和外界接触越来越多，鸿胪寺的职能只会进一步提升。

户部也是如此，随着财政税基的扩大，户部能够控制的钱财越来越多，户部的权力也在飞速提升。

内阁扩权，未必比得上六部扩权的速度。

如果不能明确阁臣和部院大臣之间的区别，那阁部之争还是有可能上演的。

之所以苏泽如此执着于此，是因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分离，是近现代国家的必然之路。

随着国家越来越大，机构越来越多，管的事情越来越复杂，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分离是必然的结果。

当然，政治上不可能有泾渭分明的分离，但是框架至少要有。

皇帝和内阁就是决策层，六部九卿衙门就是执行层，这个层级要明确。

苏泽在奏疏中明确列出「军令状」内容：「其一，于权知期内，协助内阁完善官员遴选新制，厘清流品，杜绝请托。府州县官缺，依考成、实务擢补，务使人尽其才。

其二，协助内阁完善官员考核制度，初步建立以财政成效考核官员的制度。

其三，修订《吏部条贯》，明定各司职掌、办事流程。凡铨选、考功、稽勋诸事，皆有章可循，减少胥吏操纵之弊。」

苏泽继而陈述立状缘由与后续处置办法：「此三事，皆吏部积年之要务，亦臣权知期内所当着力者。臣愿以此军令状」公之于众，请君民共察。若一年权知期满，三事无显著成效，或举措失当、弊窦丛生，则臣甘受科道弹劾，即行请辞，绝不恋栈。」

这三件事，也是苏泽思考良久的。

前两件，都是协助内阁在前，说明政策的主导者是内阁，申明自己军令状是遵从内阁行事，确定内阁权威。

第三件是吏部内部事务，这是吏部尚书的职权。

苏泽进一步提出制度化建议：「臣非敢自专，实欲借此开一先例。九卿重臣，位高权重，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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