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初的这套体系，最烂的还不是户部，而是整个财政体系都简陋到令人发指。

苏泽在穿越前，曾经听过一个段子，说大明朝才是真正的“自由市场”。

这是个市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？

自由到官府完全不干涉，可以说大明是真正的法无禁止就行，什么买卖都能做。

明初那些对商人的禁令，到了明中期后，更是形同虚设，江南商人和官员士绅结交，官商勾结比比皆至今，江南依然抵制开征商税。

即使苏泽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，制定的工商税收很低，但是这些巨商豪强们，还是抗拒交税。赚取了大量利润的巨商豪强不交税，与商业税的“自由”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国家财政对土地税的极端依赖和残酷压榨。

商品经济越是发达，土地作为最稳定的资产，其兼并就越发剧烈。

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或流民，而国家为了维持运转，只能将越来越沉重的赋役加诸在日益缩小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身上。

这无异于在干涸的池塘里捕捞最后几尾鱼，其结果必然是税基崩溃，民怨沸腾。

所谓“自由市场”的“繁荣”，其成本被完全转嫁给了最底层的农业生产者。

一方面，是商业的极度“自由”，另一方面，是广大从事农业生产百姓的极度不自由。

大量流入的白银，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，增加了底层生活的负担，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。所以说，大明是被自己“富死”的。

这也是苏泽反对一条鞭法的原因。

如果只是增加农业税收，并不能解决大明财政的问题。

从在发展中食利更多、获益更大的工商业主手里收税，才是解决大明财政顽疾的办法。

庞大的社会财富，需要通过有效的财政体系转化为国家力量，用于基础设施、教育科技、国防建设或扶持新兴产业。

这样才是长久发展之道，也是能让大明继续领先，并且永远领先于世界的唯一办法。

缝缝补补已经是不行了，如今这个面目全非的大明，面临比原时空大明更复杂的问题。

户部十三清吏司的混乱架构，地方上由里甲、粮长等非专业胥吏或地方豪强代理征税的模式，滋生了庞大的寻租空间和惊人的效率损耗。

所以，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户部，还有从省到府县，整个行政体系的调整。

之前苏泽的改革，分别是从上到下，和从下到上两个方面。

从上到下，就是开征市舶税，兴办工商，登莱铸币厂收取铸币税，建立倭银公司和铁路公司这种大型公司。

从下到上，就是在地方上开征商税，建立能够承担征收商税职能的新吏员队伍。

但是这两个改革，如今都遇到了瓶颈。

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，都是要建立一个贯通的体系。

朝廷的收入，如同人体的血液，其循环是否畅通无阻，直接决定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活力与存续。所以苏泽这份奏疏，重点并不是具体的职权划分，而是完成财政体系的贯通。

在他看来，当前大明财政的症结，远非仅仅是户部衙门内部架构不合理那么简单。

更深层次的顽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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