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于，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征税到支出，从核算到监管，存在着严重的割裂与梗阻，宛如一条条断头路和淤塞的河道，让财富无法顺畅流动，更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家能力。地方上的田税征收，严重依赖里甲、粮长以及地方豪强胥吏。

这些人往往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，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手中的微末权力，在征收过程中上下其手，中饱私囊。

但是这些也只是表象罢了，更深层的是中央对地方实际税基、征收效率的掌控力极其薄弱。户部收到的数字，往往是经过层层盘剥和“技术处理”后的残羹冷炙。

朝廷想要的钱收不上来，该用于地方的款项又可能被截留挪用。

这种上下脱节，导致中央财政虚胖，账目数字可能不小，但实际可支配和有效监管的资金有限。地方财政则要么拮据不堪，要么沦为地方势力的私库。

所以，只有贯通上下、统一内外的财政体系，才能有效整合散落在帝国庞大身躯内的财富资源。没有这种“聚财”的能力，再繁荣的商业、再丰富的物产，也无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。原时空大明后期面对内忧外患时的财政窘迫，正是前车之鉴。

除此之外，割裂的财政体系必然导致税负不公。

豪强隐匿田产、商人逃避商税，负担最终都转嫁到小农和普通工商业者身上。这不仅加剧社会矛盾，更在根本上侵蚀着朝廷的统治合法性和税基稳定性。

这种不公平，也存在于内陆和沿海之间、南方和北方之间、西部和中部之间。

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财政体系来调整，那财政上的不公平，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对立，甚至闹出分离主义出来。

而这个体系，现在阻挡在了“省”这个层次上。

近现代国家，行政体系一般都是三层或者四层。

放在大明，就是朝廷一一省一一府一一县的四层结构。

明初的时候，这套体系还是没问题的。

但是朱元璋也吸取了元代行省权力过大的教训，所以将省级的权力一分为三。

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加上都指挥使司。

三司分别负责民政、监察、军事，避免了元代行政长官坐大的问题。

但是这套体系的运行久了，三司分权又出现了问题，也就是大明省一级行政权力失权的问题。科层制度下，下级服从的是上级的权力。

知府和知县这两级的官员，都是集合了行政司法乃至于军事权力于一身的“千里侯”和“百里侯”，所谓“破家县令，灭门府尹”。

可到了省一级，权力却拆分为三，甚至布政使和按察使经常争权，三司权威日益削弱。

但是真正让三司权力坠入谷底的，是巡抚和总督的设立。

朝廷是无法直接管理全国这么多的府县的，省级的行政机构还是必须的。

特别是在大明经历了几次战争和动乱后，也需要有能够统筹一省力量的大员坐镇，才能开展好工作。在这种现实需要下，为协调三司矛盾，临时派遣的巡抚都御史逐渐常设化，统揽一省军政大权。如今大明，一省布政使如果不加巡抚或者总督头衔，那就等于是虚职养老的。

但是巡抚可大可小，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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