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到张文弼这么说，冯天禄立刻说道：

“张大人，本官也愿意联署，奏疏可以通过通政司的渠道送上去，直接送到苏检正那边。”张文弼明白冯天禄的意思，冯天禄是通政司下的江河通政署主司，他可以通过通政司内的渠道，更快地将奏疏送到京师。

而且他愿意联署，张文弼自然乐意。

张文弼起草奏疏，又交给冯天禄过目，立刻通过快船送往京师。

这次联署之后，张文弼和冯天禄两人，多了几分惺惺相惜的感觉。

他们干脆留在九江，一边操持长江中上游邮政船招标的事情，一边等待朝廷的回应，等待朝廷如何解决税卡的问题。

京师，中书门下五房。

苏泽展开奏疏，迅速看完。

张文弼和冯天禄这份联署奏疏写的极为漂亮，他们详细记录了长江下游流域税卡林立的问题，也敏锐的预感到了其中的危害。

严格来说，这并不是两人的职权范围。

不愧是杨尚书举荐的人啊！

苏泽不由得感慨，杨尚书果然是大明第一伯乐，他举荐的人才，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出众，人品也是过关的！

若非心中有大义，当官的是不会冒着得罪地方同僚的风险，上这样的奏疏的。

作为穿越者，苏泽当然知道税卡的危害。

地方为了多收商税，到处设卡。商人缴税是应有之义，但这样层层盘剥，反而阻塞了流通。这些年来，地方官府对于商税的态度，逐渐发生了变化。

最开始，最抵触商税的就是江南地区了。

但随着常州府、松江府上海县开征商税之后，其他几个江南的府也撑不住了。

隔壁开征商税，等于将税收都抽走了。

于是江南的几个府县，都纷纷请奏开征商税，朝廷开征商税的府县越来越多。

这一点，在权知新政实行以后，越发的明显。

新官“权知”一年，那想要做出成绩来，地方官府就要有钱。

田税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，张居正掌控的户部，又对于杂税的征收十分谨慎，严查地方上的苛捐杂税于是乎，商税就成了地方官府要增长收入的最佳选择。

而且朝廷也规定了，开征商税的地区，可以开吏科试，用考试招募更多的吏员，并且朝廷还有专门的教育资金扶持，帮助地方开设小学。

结果就是，沿着长江流域逆流而上，越来越多的府县开征商税。

这本来是一件好事，正好符合苏泽的“四民道德说”，也就是“商人有纳税的道德”。

可是地方治理，素来有一个钟摆理论。

钟摆理论，就是政治上总是出现一种左右摇摆的现象。

从地方上极力反对开征商税，到地方上到处设立税关，滥征商税，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。

就在户部的报表上一片欣欣向荣，各省商税飞快上涨的时候，滥征多征，设卡抽税的问题又出现了。其实这种事，原时空就发生过。

清后期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起义，允许地方团练设立厘关，征收厘金。

这项权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，清廷都没能收回，东南各省通过厘金，获得了中央财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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