着这些渴望的眼神，他缓缓地说道：

“今日宸学士所言“物竞天择’，武清伯所行「人工选育’，皆是事实，也是发现。”

“诸位争论的，无非是此事与我等所学、所信之「理’是否相悖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一张张或激愤、或茫然、或期待的脸。

“我的看法是，不相悖。不仅不相悖，反是相合。”

此言一出，下果然起了骚动，有人面露不屑，似在说“果然是和稀泥”。

苏泽不理会这些眼神，继续道：

“诸位且静听。宋儒讲“天理’，阳明先生讲「良知’与“心即理’。”

众人点头，凡是对儒学理论有了解的人，都知道这就是理学和心学的核心争论点。

“我等争论百年，皆以为对方所言是错，自己所持是对。可有没有一种可能”

他略略提高声调，压下细微的议论：

“宋儒口中的“天理’，与阳明先生所讲的“良知’之“理’，本就是两种东西？”

讲堂内倏然一静。

孙文启都傻了，还能这么解释？

“宋儒所言天理，”苏泽一字一句道，“是天地万物运行之根本法则。”

“日月为何东升西落？水为何往低处流？草木为何春生秋杀？鸟兽为何形貌各异、代代渐变？此等法则，亘古不易，不因尧存，不因桀亡。”

“它就在那里，等着人去发现、去总结。”

“宸学士观海鸟之喙、化石之层，武清伯记豌豆之高矮、花色之比例，他们所触及、所归纳的，正是此等“天理’。”

“研究此理，须从现象出发，观察、测量、实验、归纳，由表及里，由具体至抽象，最后得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、纵贯古今而不变的规律。此法，可称为“格物穷理’，也就是“天理’！”

他停下，让这番话沉淀。

不少方才激烈反对的儒生，此刻眉头紧锁，陷入思索。

“而阳明先生所言“良知’，”苏泽话锋一转，“及其所引申之“理’，关乎的并非星辰鸟兽，而是人。”

“是人伦，是道德，是社会之序，是人心之所向。”

“父子何以当亲？君臣何以当义？见孺子入井，为何会生恻隐？此等道理，源于人性，成于社会，亦随时代而迁流变化。”

他举了个例子：

“三代之礼，与今时之礼，同否？汉唐之制，与当今之制，一否？”

这个问题出来，众儒生纷纷摇头。

从敦煌书简中可见，唐代的制度与如今迥异，社会风俗也完全不同了。

唐代尚且如此，更不要说三代和秦汉了。

“若说“天理’亘古不变，那这些显然变化着的规矩、观念，又是什么？它们也是“理’，却是属于人间的理，我姑且称之为“人理’。”

“此人理，植根于人心之“良知’，却非一成不变。它因时制宜，因地而异，因势而导。研究此人理，就不能像观察海鸟那样，只靠外在测量。”

“因为人心幽微，社会复杂，必须反求诸己，体察本心之良知，再推己及人，探究这良知在具体时代、具体情境下，应如何发用，如何形成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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