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也想要听听苏泽这个理论创始人的想法。

苏泽说道：

“殿下，这两篇文章，臣都仔细看过了。”

“李卓吾与范宽，能从臣前日所讲“人理可变’四字引申出对“纲常’与“重农抑商’的质疑，说明他们听进去了，也思考了。”

“这一点，臣不觉得有错。他们提出的问题，纲常是否永恒、国策是否应时而易，本身是值得问的。”朱翊钧眉头紧锁，难道苏师傅支持他们的文章？

不过现在他也学会了耐心，于是等着苏泽的下文。

“但他们的问题，就出在“如何得出答案’这一步。”

苏泽指着李势的文章：“李卓吾说，纲常属于「人理’，而“人理’随时代人心而变。”

“这话没错。”

“但他接着举了汉唐女子改嫁、父慈子孝关系演变等例子，试图说明“纲常已变过，所以还可再变’，并暗示当下的某些纲常可能已不合“人心公义’。”

“他的推论，到这里就跳了一步。”

“跳了一步？”太子疑惑。

“他默认了他所举的那些「变化例子’，以及他心中所感的“当下人心对某些纲常的不满’，就足以代表“时代人心’的总体趋向，从而推导出“纲常应当调整’的结论。”

“这就像只看见几棵树摇动，便断定整片森林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倒。”

小胖钧似乎听明白了什么，他缓缓点头。

苏泽又指向《商报》的文章：

“范宽这篇文章，问题更明显。”

“他列举了当下工商如何重要、如何与农事民生密不可分，然后反问“重农抑商’是否还合时宜。”“他的逻辑是：因为工商事实上的作用变大了，所以“抑商’的政策就可能错了，就该随着“人理’而“这同样犯了一个毛病，他把“客观作用的变化’直接等同于“人心认同的变化’，甚至等同于“人理应然的变化’。”

他顿了顿，让太子消化一下，继续说道：

“臣举个例子。殿下，重农抑商的国策能执行千年，难道仅仅是因为历代皇帝和官员一拍脑袋，非要跟商人过不去吗？”

“恐怕不是。臣在家乡、在京师，都见过市井百姓。一个老实种田的农户，辛苦一年，勉强温饱；隔壁一个走贩的商人，可能倒卖几次货物，就赚得比他多。”

“农户心里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公平吗？他会本能地觉得那商人“狡诈’、“不劳而获’，甚至会担心粮价被商人操控。”

“这种对“投机取巧’、“不安于本’的警惕和反感，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最朴素的人心。”“历代朝廷“抑商’，固然有维护农业税基、控制流动性等实际考量，但背后若完全没有这种广泛的民间情绪支撑，政策能如此持久吗？”

朱翊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“范宽只强调了工商现在能做多少事、有多重要，这是“果’。”

“但他回避了“因’，百姓对商人阶层的普遍观感，是否因为工商作用的提升就发生了根本转变？百姓是更感激商人运来了货物，还是更担忧商人囤积居奇、擡高物价？”

“这两者孰轻孰重？他不知道，也没去系统地了解。他只是从商人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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