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重要的“果’，反过来论证政策不合理的“因’，这同样是倒果为因。”

苏泽的语气始终平稳，像在剖析一个算学问题：

“李贽也一样。他感觉到一些读书人对纲常僵化的不满，也找到历史上纲常内容曾调整的证据，就认为当下“纲常可变’已是人心所向。”

“但他如何证明，这种“不满’是士林主流？还是少数激进者的想法？广大乡村的宗族耆老、寻常家庭的父子夫妇，他们是如何看待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纲的？”

“是觉得束缚得难以忍受，还是依然视之为维系家庭的基石？李贽没有工具去丈量这些，他只是凭借敏锐的感触和部分例子，就做出了全局性的推断。”

他看向太子，目光清明：“所以臣说，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，质疑和反思也没有错。”

“但他们的结论，下得太急、太草率。他们指出了“人理可变’这个方向，却在论证“如何变’、“变成什么样’时，缺乏可靠的方法。”

“他们用的是文人议政的老法子：举例子、发感慨、推己及人。但这不够。”

“那……苏师傅觉得，应该如何？”朱翊钧被带入到这个更深的层次，怒气早已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好奇。

“这正是臣希望这次大讨论能引出的东西。”

苏泽身体微微前倾：“臣提出“人理’之说，不是要给李贽、范宽他们一个现成的武器，去攻击他们想攻击的旧靶子。”

“臣是希望，天下有志于学问、有心于治世的人，能意识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我们该如何观察、总结一个时代的“人心’？如何把握“人理’变迁的真实脉络？这需要工具，需要方法。”

他屈指数来：

“比如，要判断“重农抑商’政策是否该调整，不能只听商人怎么说，也不能只听官员怎么说。”“我们需要知道，全国主要产粮区的农民，对商人阶层具体怎么看？是感激多，还是怨憎多？”“不同地域、不同收成年景，这种看法有没有差异？城市居民，包括手工业者、小贩、雇工，他们对商业的态度又是如何？”

“他们是更依赖商业带来的就业和便利，还是更痛恨奸商盘剥？这些看法，在过去十年、二十年，发生了什么变化？”

“这些不是靠一两个例子，或者主笔在茶馆里听来的几段牢骚就能代表的。它需要调查，需要记录，需要分析。”

“朝廷有户部的黄册，但黄册只记人口田亩赋税，不记人心所想。各地有官报，但官报多载政令大事，少录民间细语。”

小胖钧也正色起来，这个问题太大了，甚至超过了苏泽理论本身了。

自古以来，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，就是如何能知道真实的民意。

别说是皇帝了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县令，也很难知道真实的民意。

地方士绅、衙门中的胥吏，都可以编织出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，让身为父母官亲民官的县令，无法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。

小胖钧激动地看向苏泽问道：

“苏师傅有办法？”

苏泽摇头。

苏泽曾经以为有办法。

他原本以为，信息时代能够让消息自由流通，能让真实的民意传播。

章节内容不完整，请退出阅读模式查看完整内容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