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第二次宗教狂热，就是在工业化时代，也是大量农民进城，这些居住在贫民窟的进城「农民工」，享受不到近代社会任何的福利，宗教以互助的模式流行起来，负担了基层治理的职能。

这也是原时空南美洲的宗教，有着明显的基层和进步色彩的原因。

苏泽的思绪回到大明，至于黄教和西洋教的渗透，则是随着贸易路线和人员流动而来，它们提供了不同的秩序解释，吸引部分人群。

这同样也是基层治理不到位，大明的官府力量无法延伸到地方，这些势力就会扎根下来，发展信徒。

互助、救助、社区管理、教育、治安、医疗，这些问题官府不管，那自然就有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。

无论是符水治病，还是宗教学校，还是宗教互助捐款，这些都是百姓自发抱团互助。

苏泽联想到草原的情报。

黄台吉沉迷黄教，大肆建寺供僧，草原的乱局，经济掠夺是表面，精神麻醉和组织涣散才是根本。

草原已经失去了基层秩序，黄台吉汗失去了野心，只对于维持板升城的繁华感兴趣，不再管理基层的部落。

黄台吉汗可以缩在板升城内，但是大明总要面对这些问题。

这一次的宗教问题，和历史上的问题截然不同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自然也不能沿用历史经验，即强行扑灭。

因为苏泽在罗万化的公文中，也看到了这次问题的新变化。

总而言之，就是「去中心化」。

他意识到此次宗教问题与以往不同。

以往的宗教狂热，往往都是来源于统治阶层的宗教狂热。

比如三武灭佛之前，都有佞佛的皇帝，同时也诞生了很多佛道大师，大量人才进入宗教体系，为了特权或者单纯是减免税收，信教人数急剧膨胀，最终导致统治者无法忍受，开始灭佛灭道。

但这一次，并非僧道主动大规模传教。

按照罗万化的公文中所说，京师的著名佛寺道观，并没有参与这些宗教狂热中，有些寺院反而因为历史上的灭佛教训，不敢轻易扩张，反而关闭门户，不随便发展信徒。

这一次的狂热，百姓因社区纽带松弛，自发寻求精神寄托。

京师的坊巷间，家庭佛堂、私设道坛悄然增多。

邻里以「共修」、「善会」名义定期聚会。

这实质就是城市化中旧有宗族解体后的替代性社区组织，这也印证了苏泽之前的观点。

黄教与西洋教的传播也呈现此特点。

多在亲友、同乡小圈子内秘密进行，官府自上而下的登记、限制难以触及此种家庭化、地下化的网络。

苏泽只觉得「历史」当真喜欢用「比兴」这种修辞，黄台吉自上而下强力推行黄教，结果加速了社会分裂，如今京师的情况恰恰相反，是自下而上的需求汇聚，同样埋下了分裂的种子。

在确定了原因之后，苏泽开始思考如何破局。

这样的家庭教会，显然不能只靠礼部发文、兵马司清查，关键在于填充基层的权力与组织真空。

他提笔在罗万化的公文上批注，核心是「以实学社学代私坛，以坊巷公议代善会」，即用世俗官方的基层组织取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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