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放。」苏泽道，「恐慌性抛售会让田骨价格降下来，村公所收购成本更低。」

「让户部透露消息就行。朝廷什么都不用做，不辟谣、不澄清、不推进，让谣言自己发酵。」

听完之后，方宗霖不敢耽误，连忙又回到内阁。

数日后，谣言在京畿蔓延开来。

一封没有署名的信，出现在了京师勋贵们的案上。

同样的消息，以不同的渠道，流入了京畿一些大地主和影响力乡绅的家中。

「听说了吗？内阁在看一个新税制的奏疏。

，「说按田亩累进，百亩以上税率翻倍。张阁老亲自召见了那个写奏疏的主事，收下了纲要。」

没有人辟谣，没有人证实，也没有人否认。

朝廷的沉默，比任何表态都让人不安。

京师几家田亩众多的勋贵们按兵不动，但是中间层的地主最先扛不住了。

他们的田产还没多到能和朝廷讨价还价，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土地，对地租价格和田税最敏感。

这些家族世代从事土地买卖，早就有土地投资的经验，先抛售一部分，等到土地价格真的大跌，再收购一部分，就能获利。

而最早被抛售的田亩，也是那些自耕农比较多的村子。

因为这些土地都是零星土地，往往不能连成片，管理起来麻烦，抛售也容易出手。

就在京畿暗潮涌动的时候，一股「暗潮」撞进了苏泽的书房。

看清了黑影，原来是胖鸽子。

这家伙是越来越嚣张了。

苏泽还是无奈地掏出米袋，「暗潮」这才伸出脚，让苏泽取信。

信是从四川寄来的，落款是他的弟子张元忭。

苏泽拆开信，仔细。

张元忭在信中说，何心隐已经在宜宾试行了数月乡冶学院和合作社的模式。

乡学不仅教孩童识字，还教成年人农技和算帐。

合作社统购统销、提供小额信贷、组织匠人联产。

更关键的是，何心隐在宜宾的几个村子，通过乡学和合作社，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村级自治的雏形：

学董会管村务，合作社管经济，帐目每月张榜，重大事项按户公议。

村中田亩分布、赋税征收、纠纷调解，都在这套框架下运转。

苏泽读完信，好家伙！大明也有人搞乡村建设派实验？

何心隐在四川做的事情，和他正在京畿推的村公所，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，但方向是一模一样的。

京畿是自上而下的，县衙出面指导成立村公所，贷款来自清丈省出的财政增量。

走的是政策引导的路子，优点是快、可复制，缺点是容易流于形式，如果县衙只是应付差事，选出来的村董不是真正为村民办事的人，那村公所不过是一块新招牌，换汤不换药。

甚至给村民头上增加一座大山。

四川的路，是自下而上的。

何心隐凭一己之力，在乡村办乡学、搞合作社、推学董会，硬生生从底层长出了一套乡村组织。

走的是民间自发的路子，优点是有根基、经得起考验，村民参与度高，帐目透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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