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息」问题。

如果棉织业、铁冶业、营造业都能建立这样的工团，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转效率会大幅提升。

顾宪成在文章中举例：江南船业供应会社的成立，直接解决了三十余家作坊之间的协调问题，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。

但弊病同样清晰。

一旦工团结成了封闭的利益团体，就会从「协调者」变成「把持者」。

它可能垄断技术、限制准入门槛、操纵定价，最后变成一个新的行会组织。

原时空的欧洲基尔特制度，就是从一个保护匠人权利的机构，最终演变为阻碍技术创新的壁垒，历史已经给出了教训。

苏泽在原时空读到的法团主义历史也表明，这类组织若缺乏外部监督和内部竞争机制，很快就会蜕变为分利集团。

苏泽在稿子上批了一行字：「可行，但需配套反垄断法规，且必须有准入退出机制。

工团不可成为行业壁垒。」

第二份是徐思诚的果蝇实验报告。

徐思诚通过对果蝇的杂交实验，不仅验证了李伟豌豆实验中显隐性遗传符合三比一分离的结论，还发现了李伟实验中未能揭示的现象，性别与性状的连锁遗传。

第三份是李伟的土豆病害研究。

李伟通过分析自家土豆田的虫害蔓延，得出一个关键结论：

土豆的块茎繁殖方式是病害积累的根本原因。块茎是母株的「分身」，不是经过有性重组的「后代」，病害一旦侵袭，所有植株都无法抵抗。

苏泽将这三份稿子放在一起，意识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在发生。

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已经在大明被独立发现了。

遗传这个概念，只差临门一脚了。

基于遗传学的农业育种，很快会从经验选种进化到理论指导下的定向选育。

育种革命，必然带来农业革命。

农业的变革将解放出大量劳动力。这些劳动力需要被新的产业吸收，而产业的扩张又需要新的组织形态来维持秩序。

法团主义就是顾宪成给出的答案，尽管它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潜在的破绽。

苏泽提起笔，在三份稿子上分别写下了批注。

对顾宪成的批注是：「可刊登，附编者按，注明本刊欢迎对此理论之讨论与修正，尤其欢迎来自基层工坊主与匠人的反馈。」

对徐思诚和李伟的批注是：「两文同时刊发，互为补充。徐文示遗传规律之普适，李文示遗传规律在农业中之应用。建议实学会组织农学专家就此召开专题研讨。」

他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。

这套魔改的大明机器，已经跑出了他自己的掌控之外。这不是坏事。

理论一旦被注入系统，就会沿着它自己的逻辑生长，产生出设计者未曾预料的结果。

这就是理论提出者本人，最后也想不到的事情。

就算是顾宪成的法团主义，出发点固然是好的，但是也随之诞生了诸如垄断等问题。

苏泽的决定就是「静观其变」。

社会理论这种东西，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，自然就会有人提出来。

任何社会理论被提出来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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